赵建国这个人，周远最终还是找到了。
不是通过系统查的，是通过一个退休的老同事问到的。老同事说赵建国调去区人事局之后干了几年，后来调到市里一个什么部门去了，退休后住在城西一个老小区。周远把地址记下来，打了个电话过去。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，嗓子有点哑，但说话清楚。
周远说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，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赵建国说：“棉纺厂那批档案的事，我记得。”他的声音里没有迟疑，也没有回避，像是一直知道有人会来问这件事。
周远约了他见面，赵建国说：“你来吧，我在家。”
周六上午周远骑车去了城西。那个小区比新安路那片更新一些，是九十年代末建的，外墙贴的白瓷砖已经被风吹雨淋得有些发灰了。赵建国住在二楼，周远敲了门，门开了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后，穿着深灰色的夹克衫。他侧身让周远进去，周远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，赵建国坐在对面的椅子上。茶几上放着一把暖水壶和两只玻璃杯，他给周远倒了一杯水，热水冲进玻璃杯里，杯壁立刻蒙上了一层白汽。
周远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放下。赵建国没有寒暄，直接开口：“你找到了那张表是吧。2001年的那张，迁入的。”他说这话的语气很平，像是在陈述一件他知道迟早会被发现的事。周远说：“对。”
赵建国把目光从周远身上移开，落在茶几面上，像是望着几年前的某段时间。“那张表是我放的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停顿，周远也没有动。赵建国继续说：“2001年3月，我调走之前的那个月。当时那批档案已经封好准备移交了，李芳把清单交到我手上让我签字。我签了，之后她就把箱子封了。但我后来翻了一遍那份清单，发现漏了一件事——有一部分材料没有装进去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像是组织了一下后面的字，“不是漏了，是缺了。那批档案装箱的时候，有几页材料不在里面，不在任何人手里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补。后来想了几天，决定补一张表，让它看起来是齐全的。”
周远说：“那一张迁入登记表，是你填的？”赵建国摇了摇头：“字不是我写的，但内容是我让办公室的人按我的意思填的。迁入日期写了2001年3月，是从我调走的那个月往后算的。放进档案袋之后，它就跟其他材料混在一起了。”他说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抬眼看了周远一下：“我说完了。”
周远问：“您知道陈建国这个人吗？”赵建国说：“不知道。我接手这批档案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。我只知道他档案上缺了东西，需要补一张表让袋子看上去完整。别的事我没有过问。”周远问：“那缺的那几页材料去了哪里？”赵建国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的语气还是平的，没有变化，像一个已经确认过自己确实不知道这件事的人。
周远又问了一句：“您当时为什么觉得需要补这张表？如果档案袋里缺了东西，按规定应该有记录说明，而不是另外放一张表进去。”赵建国抬头看了他一眼，那双眼睛虽然老了但还透着一种清楚的光：“因为上面催得紧。那批箱子要赶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封好，如果当时报上去说缺材料，整个流程都要停下来等。我当时觉得一张表不会影响什么。”
周远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没有追问。赵建国也没有再开口。茶几上那杯水已经凉了，白汽散尽了，水面平静。周远站起来，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赵建国没有起身送他，但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：“那张表放了那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来问这件事的人。”他的声音比以前轻了一些，像是说完了该说的话之后，剩下的力气也跟着少了。周远没有回头，推门出去了。
骑在回去的路上他脑子里没有太多东西，只有赵建国最后那句话——“你是第一个来问这件事的人。”这句话他听过类似的版本。老张头、刘淑芬、李芳，每一个人都说类似的话——你是第一个来问的。那张表放了二十多年，没有人动过，没有人翻过，没有人填上那个空白，直到周远拉开那个抽屉把它抽出来。
他回到住处，在桌边坐下来。今天得到的信息是：迁入登记表是赵建国安排人放的，用来填补档案袋的空缺。但那张迁出登记表，还有那份死亡注销记录，不是赵建国操作的——他调走之后就再也没有经手过这批档案。所以迁出和注销是另外有人在后续某个时间点补进去的。
他重新翻开笔记本，把“迁入——赵建国补填”这一行写上去，然后在“迁出”和“注销”后面各打了一个问号。然后他看了一眼那张时间线图，直线和虚线之间的大问号还在。赵建国填了迁入，但迁出和注销不是他填的。这意味着这条线上不止一个人动过手。
他合上笔记本，站起身走到窗边。窗外的天已经暗了，路灯亮着，在路面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。有人牵着一条狗从路灯下面走过去，狗走得很慢，脚步在水泥地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，然后人和狗一起拐进了前面的巷子里，看不到了。周远看着那条空下来的路灯下面，风把一片叶子从地面上卷起来，翻了两翻，又落回地面。灯光照在叶面上，枯黄的叶片贴着地面，边缘微微卷曲。
他站在窗边没有动，也没有拉窗帘。那盏路灯就一直亮着，光持续而安静，像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又像一切都已经变了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