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普在村口的土路边停稳，引擎还没彻底熄，我已经拉开了车门。
科希马尔就在眼前，还是那副样子。矮房子一排一排地码着，墙皮该掉的掉了，椰子树歪在路边，海风从巷口灌进来，带着那股闻了几十年的咸腥味儿。什么都没变，安安静静地矗在那儿，像什么危险的事情都不曾在这里发生过。
我和拉米雷斯沿着村子中间那条土路往里走。刚过午后，太阳白花花地泼在地面上，按说正是渔夫们忙活的点儿——补网的补网，晒鱼干的晒鱼干，巷子里该有小孩光着脚追鸡撵狗。可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院子里没有，窗口也没有，连一声狗叫都听不见。整个村子像被人拿块布蒙住了，捂得严严实实，一丝声响都漏不出来。
越往里走，越安静。不是午睡的那种安静——午睡底下好歹有风扇转、苍蝇撞窗的声响。这种安静是空的，空得像一口抽干了水的井，你往里头喊一声，连回音都碎了。拉米雷斯的皮鞋踩在土路上笃笃地响，在死寂里扎得人耳朵疼，他显然也察觉到了，脚步放轻了，肩膀却绷得更紧。
直到走到那棵大榕树底下，我终于看见了一个活人。
是上回那个老头。他一个人坐在树根旁的石头墩子上，背靠着树干，眼皮耷拉着。
“大爷。“我喊了一声。
老头的眼皮猛地掀起来，目光直勾勾地钉在我脸上，一动不动。那两颗浑浊的眼珠子里有种上次没见过的东西，像警觉，又像是某种被压得很深的恐惧，冒了个泡，又沉下去了。
“大爷，村里怎么没什么人呀？“
他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语气硬邦邦的，像拿石子往地上砸：“小子，你回来了。回来干啥。“
这倒让我不理解了。上回见面时好歹还客客气气的，今天像变了个人。我心里犯嘀咕，但强忍着，挤出个笑脸。
“没，我就回来看看。最近有没有外面的人来呀，来做调查什么的。“
旁敲侧击，我不敢直接提那两个警员。
老头连一秒都没犹豫，四个字斩钉截铁：“没有，没人来过。“
干脆得像一扇门被摔上了。我的胃沉了一下。中央派的两个刑侦老手，六天前就该到了，巴掌大的村子，进来了就不可能没人知道。可他说得那么快，快到不像在回忆，倒像在背一句早就准备好的台词。两个中央来的老手，走进这个村子之后就再没出来过——我还没来得及往深处想，老头的目光忽然从我脸上移开，扫向了身后的拉米雷斯，在那身制服上停了一两秒，又挪回来。
“你们几个人呀？“
后脊背刷地冒了一层细汗。他在数人头。一个老头，不问你来干什么，不问你什么时候走，先问你来了几个——这不对。
“就俩，就俩。“我立刻接上，甚至拍了拍拉米雷斯的胳膊，装出轻松的样子。
“两个嘛。“
老头的脸变了。一瞬间的事，像底下一直藏着另一张脸，哗地翻了上来。眉头松了，嘴角那根绷着的筋松了，眼里那层浑浊的警觉也淡了几分。
“行。“他拍拍膝盖，从石头墩子上站起来，动作比我预想的利索，“我带你们找村长去问问。“
他转过身，背着手往村子深处走，脊背微微佝偻，像一截被风吹弯的老木桩在缓缓移动。我和拉米雷斯对视了一眼，他眼里全是问号。但谁也没吭声，默默跟了上去。
裤兜里的枪贴着大腿，硬邦邦的，凉丝丝的。
我倒要看看这老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跟着他拐过两条窄巷，穿过一片晒得发白的空地，村中心一间独栋的矮房子就杵在眼前。比周围的屋子大了一圈，门框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子，字迹模糊得认不出来，但看那架势，该是村委会之类的地方。老头走上前，抬手敲了敲门，指节叩在木板上，咚咚两声，闷得像敲棺材盖。
过了一会儿，门从里头拉开了一条缝，一颗大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。脑袋是真的大，圆滚滚地架在一截粗脖子上，脸盘子宽得像个铜锣，两只眼睛不大，嵌在一堆横肉里头，眨巴了两下，先看了看老头，又越过老头的肩膀看了看我们俩。
“村长，这俩小家伙找您来问个东西。“老头侧过身子，拿下巴朝我们一努。
村长愣了愣，目光在我和拉米雷斯身上各停了一拍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问什么，但到底没问出口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门拉得更开了，侧身让出了过道。让的时候他的眼珠子飞快地往老头那边瞟了一下，快得像蜻蜓点水，要不是我正盯着他的脸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“进来吧。“
屋里光线暗，窗户小，只有一扇朝着巷子，日头从外头斜切进来一道窄窄的光柱，照亮了空气里悬浮的灰尘。一张方桌摆在当中，四条腿高矮不齐，桌面上搁着一只搪瓷茶壶和几个倒扣着的杯子。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来，椅子腿在泥地上刮出几声闷响。
这个村长我不认识，应该是老村长没了之后换上的——我妈前几年的信里提过一嘴。
村长咳嗽了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两只手交叠着搁在桌面上，手指头粗得像一截截短树桩。
“你们来是做什么事呀？“
语气不算冷，但也谈不上热络，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客气，不远不近地隔着你。
“村长，我就想问问，“我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常些，“最近有没有人来过村里呀？外地的。我们有个朋友，说是到这边来办点事，好几天了联系不上，有点担心。“
村长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，很轻，轻到你不盯着看根本注意不到。他偏过头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：“这样啊……我确实没见过有外面的人来。“
他顿了一下，手指头在桌面上叩了两下，忽然又接上了：“不过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，要不这样，我去召集一下村民，挨个问问，说不定有人见过。“
这倒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寻思着，这怎么好意思麻烦呢——可话还没出口，村长已经站起来了，椅子往后一推，手往门口一指。
“没事没事，你们几个去里屋坐坐，喝口水，等我去把他们逐个喊来。“
“好的，辛苦您了。“我站起来，微微欠了欠身。
村长点了点头，绕过桌子，拉开大门出去了。门在身后合上，日光被切断了，屋里又暗了下来，只剩那道窄窄的光柱孤零零地戳在地上，灰尘在里面慢吞吞地转着圈。
里屋的门在堂屋最里头，半掩着，门板上的漆剥得差不多了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茬子。拉米雷斯先迈了进去，侧身从门缝里一挤，肩膀擦着门框发出一声闷响。我紧跟其后，前脚刚踩进门槛，后脚还没跃完——
哐的一声。
门从身后摔上了。不是风吹的，是人推的，力道很足，门板撞在门框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，整间屋子都跟着抖了一下。紧接着是门闩落下的哔嗒声，铁对铁，干脆利落，像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被砸进去。
我和拉米雷斯同时转过身来。里屋很小，小得只够摆一张行军床和一只破柜子，窗户没有，墙壁四面封死，唯一的光源就是门缝底下漏进来的那一线，细得像一根将断未断的线头。
拉米雷斯先反应过来，两步蹿到门前，拳头砸上去，哚哚哚哚地砸，木板被擂得发闷发颤，可门纹丝不动，像是从外头抵上了什么重物。我也冲上去，两个人拳头加脚，轮番地擂，声音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死屋子里乱撞，震得耳朵嗡嗡叫。
“开门！“拉米雷斯吐着粗气吼，声音都拉破了，“开门！我是警员！“
没有人应。
连脚步声都没有。门外安静得像一块墓碑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仿佛整个世界在我们进门的那一刻就被人拔了插销。
我慢慢地放下了拳头，靠在门板上，背脊抵着粗糙的木头，一点一点地往下滑，最后坐在了地上。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，凉得发苦：
可恶。他们是串通好的。
从老头到村长，从那句“你们几个人呀”到“我去把他们逐个喊来”——每一步都是筛子，每一句都是套子，连那个“去里屋坐坐”都是现成的场子，就等我们两个傻子自己踩进去。而我，亏我，居然还真的信了。信了老头那张突然松下来的脸，信了村长那副不远不近的客气。
消失的警员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两个中央的刑侦处老手，走进了这个巴掌大的村子，然后人间蒸发了——他们大概也是被这样骗进了某间屋子，某扇门在身后哔嗒一声关上，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。
我伸手摸了摸裤兜。枪还在。硬邦邦的枪身贴着大腿，这会儿不再是凉的了，被体温焐透了，温热得发烫，像一句还没开口的吼。
但理智很快压住了那股冲劲。枪是我们的底牌，现在不能暴露。一旦枪声响了，外面那帮人就知道我们有家伙，再想脱身就难了。拉米雷斯显然也想明白了这一层，他正往腰间摸的手停在了半道，慢慢地放了下来，手指在裤缝上擦了擦，像是在擦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
我们对视了一眼。暗得几乎看不见对方的脸，但那一眼里的意思都懂了——枪先不动，先找别的路。
就这样，我们被困在了这间死屋子里。
从下午到天黑，一分一秒都拖得像钝刀子割肉。光线从门缝底下一点一点地收窄，变淡，最后彻底没了，屋里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。我们在小屋里来回摸索，用手指当眼睛。墙壁摸了一遍又一遍，粗糙的石灰面磨得手指头发烫，指甲缝里塞满了灰渣和砂粒。地板也跺了，泥地硬得像铁，拳头砸上去只有闷音，除了指节发痛，什么也砸不出来。行军床翻了，床板底下除了灰和死蟑螂，什么都没有。
绝望像潮水一样一寸一寸地漫上来。我坐在地上，后脑勺抵着墙，眯着眼盯着头顶那片什么都看不见的黑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：完了。
然后拉米雷斯的声音从黑暗里传过来。
“佩德罗先生。“
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里头有一根弦绷得紧紧的，带着一股忍不住要往外蹦的劲儿。
“您过来听听这个。“
我摸着黑朝他那边挪过去。他拉起我的手，按在了那只破柜子后面的墙上。我的手指头贴上去的那一刻，心里咯噔了一下——手感不对。其他三面墙是实的，手指磕上去能感觉到石灰底下砖头的棱角，沉稳得像山。但这面不一样，手指头按上去微微有些发软，发空，像踩在泡过水又晒干了的纸板上。我攥起拳头，轻轻叩了两下——
哚哚。
空的。墙是空心的。
我和拉米雷斯同时蹲了下来，手往墙角一摸，指尖立刻沾了一层湿漉漉的水渍。墙根的石灰已经粉化了，用指甲一抠就剥落一块，露出底下发黑发潮的土坯。海风年复一年的侵蚀，盐分和潮气把这面墙从里往外吃透了，吃得只剩下一层壳。
我和拉米雷斯一左一右，肩膀抵住柜子的两侧，脚踩稳了，同时发力。柜子重得超出预想，铁皮刮在泥地上尖叫了一声。我们咬着牙一寸一寸地挪，柜子终于被挤开了——露出的那面墙湿得像一块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海绵，按上去就往里凹，指尖能戳进去半个指节。
应该能行。
我在黑暗里摸到了行军床的铁腿，拽起来掉了个个儿，掌心里立刻多了一根凉冰冰的铁棍，沉甸甸的。拉米雷斯也摸到了一根。两个人什么也没说，靠着声音判断彼此的位置，然后几乎同时砸了下去。
铁棍砸在湿墙上，发出的不是砖头的硬响，而是一种闷钝钝的声音，像拳头砸在发霉的面包上。每砸一下，砂粒和土屑就往下落，打在脚背上，湿漉漉的，带着一股发霉发腐的土腥气。
我们砸。不停地砸。手掌很快磨出了泡，泡破了，血和汗糊在铁棍上，滑得几乎握不住。但没人停。停下来就是死。这间屋子要么是我们的棺材，要么是我们的产房——只看这面墙肯不肯先塌。
一百下。三百下。五百下。
胳膊酸得像灌了铅，时间在全黑的环境里变得没有意义。拉米雷斯在我旁边，同样的节奏，两个人像两只打地洞的鼹鼠，埋着头往前啃。
终于，有一下砸下去的时候，铁棍的另一头没有碰到阻力。它突了过去，连着我的手一起，整个前臂都戳进了墙里。一股湿凉的风从窟窿里灌进来，抵在脸上，带着土腥和海水的咸苦。
墙穿了。
我丢了铁棍，弯下腰，双手伸进那个窟窿里，往两边扒拉。砖块松得像泡过水的馒头，一块一块地往下掉，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哚哚声。我拔，拉米雷斯也拔，四只手像要抽筋一样在黑暗里疯狂地剥着墙。窟窿一点一点地扩大，从一个拳头大到一个脑袋大，再到能伸进去一个肩膀。
够了。能过人了。
我侧过身子，头先钻了进去。墙外的空气扑在脸上——咸的，凉的，带着海风才有的那股子活气。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肺里那团闷了不知道多久的浊气终于被顶了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