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我醒得很早，眼皮子一掀开，天花板上还糊着一层灰蒙蒙的晨光，淡得像兑了水的牛奶。身边那张单人床上，母亲缩在被子里，只露出半截花白的头发和一小片额头，呼吸又轻又匀，胸口的被面一起一伏的。她睡得沉，沉得让我有点心酸——这些天折腾下来，她大概比我还累，只是不说罢了。
我没有吵醒她。轻手轻脚地穿上鞋，拧开门把手的时候特意把门框往上提了一下，免得合页叫唤。楼梯踩在最靠墙的那一侧，一级一级地挪下去，鞋底蹭着水泥台阶发出细细的沙沙声，比外头的鸽子扑翅膀还轻。
街上的空气是湿的，带着一股子被雨水泡过的石灰和泥土搅在一起的味道。昨天那场暴雨留下的水洼还没干透，东一摊西一摊地躺在路面上，浅的只没脚背，深的能淹到脚踝。我踩着水洼边缘往前走，鞋底粘着水渍在地面上印出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隔壁那家面包店已经开了门，烤箱里的热气从半敞的窗口涌出来，裹着一股子黄油和面粉焦化之后的甜香，浓得几乎能拿手抓住。我掏了几个硬币，买了两个刚出炉的圆面包，纸袋子烫得握不住，只好拿指尖捏着袋口往回走。一个搁在桌上，压了张纸条——“妈，面包在桌上，趁热吃“——另一个夹在腋下，留着自己路上啃。
那之后的几天，我哪儿也没去，什么也没干。路易斯说得对，这件事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能掺和的了，该交出去的我都交出去了，剩下的只有等。可等待这东西，比什么都磨人。头两天我还绷着，老觉得路易斯随时会打电话过来，或者拉米雷斯会忽然出现在楼下，带来什么天大的消息。可什么都没有。第三天开始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松了，不是断了，是自己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松下来了，像一只攥了半天的拳头终于没力气再攥。
我开始在哈瓦那的街上闲逛。早上出门，沿着滨海大道往西走，海风咸腥腥地灌进衬衫领口，吹得衣摆猎猎地响。中午找一家街角的咖啡馆坐下来，要一杯加了太多糖的黑咖啡和一份炸芭蕉，把报纸摊在桌上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看到尾，连讣告栏都不放过。下午在老城区的巷子里瞎转，看老头们在门廊底下下多米诺骨牌，看小孩光着脚丫子追野猫，看卖花生的大妈坐在板凳上打瞌睡。傍晚回到公寓，母亲已经把晚饭热好了，黑豆饭、煎蛋，有时候还有一碗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鱼汤——她总有办法把日子过得像那么回事。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淌过去，淌得又慢又平，像一条没什么脾气的老河。我的脑子渐渐地不再整夜整夜地转了，那些火光、骨头、洞窟里的烟味儿，被白天的阳光和街上的嘈杂一层一层地盖住了，没有消失，但至少不再每时每刻都往上冒。
直到一周后的那个早上。
天气好得不像话，蓝汪汪的天上连一丝云都没有，阳光白花花地泼在街面上，晃得人眯眼。我照例出了门，沿着那条已经走熟了的路往咖啡馆溜达，手里夹着一份刚买的报纸，脑子里想的是今天要不要换一种口味的咖啡——就是这么无聊的事儿。
然后我看见了拉米雷斯。
他从街的另一头朝我走过来，制服还是那么笔挺，肩章还是那么亮，可他走路的样子不对。不是平时那种蹬蹬踏踏的小跑，也不是值勤时板板正正的正步，而是一种介于急和沉之间的步调——脚下快，可肩膀是沉的，脸上的表情也是沉的，像一个揣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赶路的人，既想快点把它送到，又怕走得太快颠碎了。
我的脚步慢了下来。报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攥成了一个卷儿，攥得纸面上全是汗印子。
他走到我跟前，站定了。没有立正，没有敬礼，那股子见习警员的毛头劲儿这会儿一点都看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在他脸上从没见过的凝重。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，嘴唇张了张，又合上了，像是在斟酌第一个字该怎么落。
“佩德罗先生。“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压得很实，像拿铅笔在硬纸板上用力写字，一笔一划都带着刻痕。
“副警长让我来找您。请您现在跟我走一趟。“
我的脸上什么多余的表情都没有。没有惊讶，没有慌张，甚至连一丝意外都没有——好像我在这条路上走的每一步、在咖啡馆里坐的每一个中午、翻过的每一页报纸，都不过是在等这一刻到来。那根被阳光和嘈杂盖住了七天的弦，此刻又悄无声息地绷了回去，绷得又紧又稳，连震动都没有。
“前面带路吧。“
我把手里那卷皱巴巴的报纸往街边的垃圾桶里一塞，抬脚跟上了他。
一路上谁也没说话。拉米雷斯走在前面半步远的地方，背挺得很直，脚步不快不慢，皮鞋踩在柏油路面上笃笃地响，节奏稳得像节拍器。我跟在他身后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，目光落在他后脑勺的位置，什么都没看进去。街两边的老房子往后退，粉的蓝的黄的，跟一幅褪了色的旧画似的一帧一帧地闪过去，可我眼里只有前面那个笔挺的背影。阳光劈头盖脸地浇在两个人身上，影子拖得很长，一前一后地贴在地面上，像两条默不作声的鱼。
警局到了。灰扑扑的小楼，门口铜牌子晒得发白。进门，踩过那两块松的瓷砖——咯吱咯吱——上楼。走廊里的日光灯半死不活地亮着，黄蒙蒙的。
拉米雷斯在第三间门前停下来，抬手敲了两下。
“进来。“
推开门，路易斯坐在办公桌后面。他没有抬头。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，十指交叉着抵在额前，整个人弓着背，沉沉地压在那儿。桌上摊着几份文件，铅笔缸子被推到了角落里，那只缺了口的陶瓷杯子搁在手边，咖啡早就凉透了。
“长官，佩德罗先生来了。“
拉米雷斯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带着一种下属在上司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有的小心翼翼。
路易斯这才抬起头来。他的脸比一周前又瘦了一圈，眼底下两团青灰色的阴影深得像淤青，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这会儿睁得比往常大，里面的光不是亮的，是沉的，沉得发暗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拉米雷斯一眼，微微点了下头。
“好。你出去吧，拉米雷斯。我单独跟佩德罗谈一下。“
拉米雷斯转身出了门，门从外面带上了，咔嗒一声，很轻。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了。只剩下墙角那台老风扇每隔几秒发出的一声闷哼，和窗外远远传来的、不知道是车喇叭还是海鸥的一声长鸣。路易斯盯着我看了两三秒，那道目光不逼人，但你知道它的分量。
然后他开口了。
“佩德罗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“他的声音发涩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拽出来的，“我不是很想麻烦你。但事情有些突然。“
他伸手把桌上那几份文件拢了拢，抽出最底下的一张，纸面上盖着一个深蓝色的圆戳——中央警局的章。他没有递给我，只是拿指尖按在上面，指节微微发白。
“你还记得一周前，我跟中央警局联系的事吧。我把整套材料——头骨、牙科比对报告、你提供的所有证词——全部上交了。中央很重视，当天就批了调查令，派了两个刑侦处的警员下去科希马尔，说是三天之内把情况摸清楚。“
他停了一下，拿起桌上那杯凉透了的咖啡，送到嘴边，又放下了，像是忽然意识到那东西已经不能喝了。
“直到昨天，我收到了中央的文件。“
他的目光落在那张盖了章的纸上，没有看我。灯光把他半张脸劈成明暗两截，明的那半边眉头拧着，暗的那半边什么都看不清。
“文件里说——派去科希马尔的两个警员，失联了。“
这两个字从他嘴里掉出来的时候，办公室里忽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墙角的风扇转过来一阵风，吹得桌上的文件纸角翘了一下，又落回去了。
“中央原定的是三天。三天，足够把那么大一个渔村翻个底朝天了。可现在已经过了六天，两个人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电台不回，电话不通，连例行的每日汇报都断了——从第四天开始就断了，整整三天，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“
他说到这儿，声音里那层公事公办的壳子裂了一道缝，底下露出来的东西不是恐惧，是比恐惧更钝、更沉的东西。他终于抬起头来，那双眼睛直直地钉在我脸上。
“中央让我组织人员前去调查。“
他往后靠了靠，椅子吱呀叫了一声，两只手撑着扶手。
“可我手底下的人，你也知道，就那么几个，全在办案，抽不开身。唯一有空的就是拉米雷斯。“他朝门口的方向偏了偏头，“小伙子干活没话说，之前送你妈的时候去过一趟科希马尔，但也就是开车进去、接了人就走，压根没深入过。村子里的地形、人情、哪条路通哪儿、哪块礁石底下能藏东西，他一概不清楚。他一个人去，跟瞎子摸象没两样。“
他顿了顿，喉结上下滚了一下，像是在咽什么东西。然后他的目光又稳住了，一动不动地落在我脸上。
“所以我是想让你跟他一块儿去。你在科希马尔长大的，那个村子的每一条土路、每一块石头你都认得。圣地亚哥的事你也从头到尾经手过来的，比谁都清楚。有你带着，拉米雷斯不至于两眼一抹黑。“
他没有说“拜托“，也没有说“这是命令“。他只是看着我，那道目光又沉又直，不会断，但分量很沉。
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风扇又哼了一声，窗外有辆老爷车按了两下喇叭，嘟嘟嘟地远了。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不快，但每一下都敲得很实，一下一下地砸在肋骨上。
两个警员失联了。在科希马尔。在那个我从小长大的、巴掌大的渔村里。
我想起那片海岸，想起礁石堆里那个黑洞洞的岩窟，想起火光里坍塌的船骨，想起圣地亚哥在油灯底下那两道能把人钉穿的目光。那个村子正在变成一个什么东西——一个我不认识的、正在往下沉的东西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吞掉一个靠近它的人，不声不响的，连水花都不冒一个。
而我现在要带着一个年轻人，再走进去一回。
“我去。“
这两个字从嘴里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听出了它有多单薄。不是什么硬气的表态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推到崖边之后的认命——这件事从我在圣克拉拉的食堂里瞄见那张报纸的那一刻就跟定我了，躺不掉，踹不掉，往哪个方向拽都疼。
路易斯点了点头，没说“谢谢”，也没说“保重”。他只是站起来，绕过桌子，拉开门，朝走廊里招了招手。拉米雷斯的脚步声立刻就响了起来，蹬蹬踏踏地小跑过来，在门口立定。
“准备车，你跟佩德罗一起去科希马尔。具体情况路上他会跟你说。“
拉米雷斯的眼睛闪了一下——不是兴奋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的悸动，很快就压下去了。他啪的一声立正：“是！“转身小跑着下了楼。
路易斯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，然后转过身，从身后的文件柜里摸出了一个扁平的牛皮纸包。纸包不大，可掂在手里的分量不对劲儿地沉。他把它递给我，动作很快，快得像是怕自己反悔。
我接过来，揭开一角——里面是两把手枪。口径不大，枪身发旧，但擦得很干净，枪管上沁着一层薄薄的润滑油。旁边搁着两盒子弹，纸壳上印着附属警局的编号。
“这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申请下来的。“路易斯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，“你不是警员，按规定不能配枪。但情况特殊，我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打了报告，上面批了。拉米雷斯一把，你一把。紧急状况下才能用——你听清楚了，紧急状况下。“
我把纸包重新裹好，塞进了裤兜里。枪身贴着大腿，硬邦邦的，凉丝丝的，跟上回揣软石膏的时候一样的位置，可分量完全不同。上回揣的是一个问号，这回揣的是一个叹号。
下了楼，吉普已经发动了，引擎突突突地哼着，拉米雷斯坐在驾驶座上，两只手攥着方向盘。我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刚要上车，路易斯从警局门口的台阶上向这边看了一眼。没有挥手，没有点头，就那么看了一眼，目光稳稳的，沉沉的，你看不见他在动，可他一直在托着什么。
然后他转身进了门。
车子驶上了主街。拉米雷斯的手活还是那么利索，过弯减速、抱死方向、补正回方向，一气呵成。可他没有说话。平时这小子开车的时候，虽然不多嘴，但肩膀是松的，脚踩油门的节奏里带着一股子年轻人特有的潮劲儿。这会儿不一样了。他的肩膀绷着，两只手攥在方向盘上，指节发白，像是不攥紧了就会散架。
我侧过头看了他一眼。他的侧脸在车窗透进来的光里干干净净的，下巴上还没几根像样的胡渣，嘴唇抿成了一条线。他干活利索，眼里有活儿，心里有数——可说到底，还是一个年轻人。前头去的那两位，都是中央刑侦处的老手，干了多少年的老手，连他们都没能全身而退——或者说，连他们都没能传回来一个字。现在轮到他，一个见习警员，紧跟着就得踩进同一个地方去。心里不发毛才怎了。
“拉米雷斯。“我开口了，声音比我预想的轻，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。
“嗯？“他轻轻应了一声，没转头，眼睛盯着前方的路。
“到了科希马尔之后，不管看见什么，你跟紧我。我往哪走你往哪走，我说停你就停，我说跑你就跑。别落单。“
他没有立刻回答。方向盘在他手里转了半圈，车子拐过一个弯，窗外的房子开始稀了，树多了起来。然后他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我没再说话。我也紧张。手心里汗湿湿的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裤缝上一下一下地擦着，擦完又出汗，出完汗又擦。裤兜里那个纸包贴着大腿，硬邦邦的，每隔几秒就提醒我一下它的存在。我试着去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——咖啡馆的咖啡今天是不是又太甜了，我妈昨天晚上做的鱼汤里是不是多放了盐——可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底下涌上来的东西压没了：两个经验丰富的警员，在一个屁大点的渔村里，人间蒸发了。
窗外的景色在变。房子没了，树多了，空气里开始有了那股子我熟悉的咸腥味儿，一丝一丝地从车窗缝里渗进来，越来越浓。
海近了。科希马尔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