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是在静静地等着。
警局二楼那间办公室里，除了墙角风扇每隔几秒发出的一声闷哼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每一秒都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慢得像蜗牛爬过湿墙根。我坐在那把硌屁股的铁椅子上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，手指头无意识地一下一下地叩着膝盖骨，叩出的声音闷闷的，跟心跳搅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
我看向窗外。雨还在下，比我冲进警局那会儿小了些，可没有要停的意思。雨水顺着玻璃不停地往下淌，一道一道的，弯弯曲曲，像无数条透明的小蛇在赛跑，给整面窗户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帘幕。透过那层帘幕，对面街上的房子变成了一团模糊的色块——粉的、蓝的、黄的，全搅成了一锅稀烂的水彩，什么都看不真切。偶尔有个人影撑着伞从楼底下跑过去，脚步声被雨声盖得严严实实，像一条鱼在水底下无声地游过。
我的视线被那层水帘挡住了，看不见外面的世界，可脑子里的东西却越看越清楚——火光里坍塌的船骨、黑乎乎的头骨上那排还咬在颌骨上的牙齿、圣地亚哥蹲在洞窟深处时那道刀削似的侧脸轮廓。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在脑子里转，转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。
先回来的是路易斯。这是四个钟头以后的事情了。
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一激灵，从椅子上直起了腰。路易斯站在门口，制服上溅了些雨点子，肩膀上还挂着几滴没来得及甩掉的水珠。他把伞靠在门框边，进来了，随手把门带上。
他的神情不太对。
不是疲倦，也不是沮丧，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——像是有什么东西缠住了他，缠在脑子里，绕来绕去，怎么都解不开。那双平时眯成两道窄缝的眼睛这会儿微微睁大着，里面的光不安分地跳着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下颌的肌肉绷得紧紧的，连胡渣都跟着往外支棱。
他手里拿着一份报告。崭新的，白纸黑字，纸面上还带着油墨刚干透的那种微微发亮的光泽。他把报告往桌面上一搁，没坐下来，就那么站在桌子对面，两只手撑着桌沿，低着头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好几秒，像是在斟酌怎么开口。
我的心往下沉了沉。
“佩德罗。“他终于抬起头来，声音涩得像生了锈的铰链，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子往外拽的艰涩，“事情的发展，可能出乎我的意料了。“
他顿了一下，伸手把报告翻开，指尖按在其中一页的某一行上，指节微微发白。
“你真的见过圣地亚哥？“
我愣了一下：“真的，这还有假？我不光见了他，还跟他说过话呢。就在他棚屋里，面对面，不到三步远的距离。他的脸、他的声音、他眼窝底下那两道阴影——活生生的，路易斯，不是鬼。“
路易斯没接话。他的手指头在那一行字上按了又按，像是想把那些字摁进桌面里去。沉默了几秒钟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把那口气又慢慢地放了出来，然后用一种我从没在他嘴里听过的语气——不是陈述，不是推测，而是一种被现实逼到墙角之后不得不承认的、带着困惑的笃定—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。
“可是，佩德罗，很现实的情况是——“
他把报告往我面前推了推，食指钉在那一行上。
“当我们把你带回来的头骨送去做了全套牙科比对之后，结果出来了。死者头部的牙齿磨损程度、修补状态、缺损位置，和我们调取的圣地亚哥过往的牙科就诊记录——完全一致。“
他的声音停了一拍，像一根绷紧的琴弦忽然被人掐住了。
“死者，确系圣地亚哥。“
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，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雨水从窗台缝隙里渗进来、滴在地板上的声音。滴答。滴答。滴答。每一滴都砸在我的脑壳上。
我张了张嘴，又合上了。脑子里一片轰鸣，所有的事实撞在一起，碎成了满地的渣子。死者是圣地亚哥。可我见过圣地亚哥。我跟他说过话。他拿油灯照过我的脸。他亲手烧了那条船。
那我见到的那个人——是谁？
路易斯看了我一眼，没催我，等那阵子劲头过去了，才开口，声音又低了一层，带着一种办案多年的人才会有的冷静：
“这个结果很难解释，佩德罗。唯一的可能——就是有人在冒充圣地亚哥。“
这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铁签子，嗤地一声扎进了我的脑仁儿里。
我直接从凳子上蹿了起来，铁椅子往后一滑，腿脚刮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尖锐的嘎吱，在这间闷得发霉的屋子里炸开，连窗户上的雨帘子都好像抖了一下。
“不对！不可能！“我的声音劈了叉，尖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，两只手在空中胡乱地挥着，像溺水的人扑腾着去够岸边的树枝，“路易斯，你想想——村里人也都见过圣地亚哥！不是我一个人见过，是整个科希马尔的人！大家伙儿跟他一块儿生活了一辈子，从年轻的时候就住在同一条街上，他走路的姿势、说话的腔调、脸上每一道皱纹长在哪儿，谁不清楚？要是有人冒充，难道全村的人都能认错吗？“
我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攥得指节发白，拼了命地往上爬。
路易斯没有立刻反驳。他盯着我看了两三秒，那双窄缝似的眼睛里的光闪了闪，然后缓缓地点了一下头，动作很轻，但那一下点头里面的分量却很沉。
“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“他的声音放慢了，像一个经验老道的钓鱼人在小心翼翼地收线，既不急着拽，也不松手，“不管别人怎么模仿，一个人的步态、习惯、几十年磨出来的那股子神气劲儿——这些东西不是化个妆、换身衣裳就能糊弄过去的。同村人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，要是换了个人，早就该露馅了。“
他顿了顿，伸手把桌上那份报告合上了，掌心按在封面上，手指头无意识地敲了两下。
“这确实是一个很深的疑问。“他的语气沉了下来，像一块石头慢慢沉进了深水里，“牙科记录铁板钉钉地说那副骨头就是圣地亚哥本人，可全村的人——包括你——又确确实实跟一个活着的'圣地亚哥'打过照面。两件事同时为真，中间就一定有一个我们还没看见的缺口。“
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直起腰，两手撑着桌沿，整个人的气场忽然变了——从刚才那个跟老朋友促膝长谈的路易斯，切回了那个副警长路易斯·门多萨。目光硬了，下颌收紧了，说话的节奏也快了一拍。
“这件事我会上报，派几个人去科希马尔实地调查。“他的语气不再是商量，而是决定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在桌面上，“情况比我们预想的复杂得多，不是你一个平民能继续掺和的了。“
他绕过桌子，走到我面前，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，攥了一下，力道不大，却稳得像一只锚。
“我会给你和你母亲安排一个住处，就在城里，安全的地方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你哪儿也别去，什么也别做，这件事交给我们。“
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，里面那层硬邦邦的公事公办底下，透出一丝只有老朋友才看得见的柔软。
“佩德罗，你做得已经很好了。“
不知又过了多久。也许是半个钟头，也许更长。我重新坐回了那把铁椅子上，两只胳膊搁在扶手上，整个人像一截被海水泡胀了又晒干的浮木，软塌塌地搁在那儿，动弹不得。路易斯坐在对面翻着什么文件，铅笔在纸页上沙沙地划着，偶尔停下来皱一下眉头，又继续划。谁都没说话，只有雨声填满了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。
门忽然被推开了。
拉米雷斯站在门口，制服从上到下湿得透透的，贴在身上，像刚从河里捞出来似的。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，一串一串地砸在门槛上，他脸上也全是水，分不清是雨还是汗。但那双年轻的眼睛亮得很，胸脯一挺，脚后跟一并，声音脆得像敲钟：
“报告长官！我已经将佩德罗先生的母亲接来了，老人家现在在楼下大厅候着。您看应该如何安排？“
路易斯手里的铅笔顿了一下，抬起头来。他看了拉米雷斯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微微点了下头，语气恢复了那种当上司的人才有的干脆利落：
“辛苦了。将两位送去城西的警署公寓吧，我记得那边还有几间空房，条件不算好，但干净，也安全。登记的时候用内部编号，不走外面的系统。“
他说着，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一把抄起椅背上挂着的那件深蓝色外套，胳膊往袖子里一伸，一边扣扣子一边朝门口走。动作很快，带着一股子要干大事的劲头。走到门边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一下，扭头冲值班台的方向扬了扬下巴：
“另外——给我接中央警局。要刑事调查处的线，直通的那条。“
拉米雷斯愣了一拍，旋即啪地又是一个立正：“是！“
路易斯没再多说，大步流星地往楼梯口走去。皮鞋踩在走廊的旧地板上，每一步都带着一股子沉甸甸的回响，像有人在往鼓面上一下一下地砸拳头。我赶紧从椅子上爬起来，两条坐麻了的腿打着颤追了上去。
下了楼，我妈坐在大厅角落的长椅上，身上裹着一件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军绿色雨衣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，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。看见我下来，她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叫我的名字，可最后只是伸出手来，干瘦的手指头在空气里抓了一下。
我快步走过去，握住了她的手。凉的，凉得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石头。
“妈，没事了。跟我走。“
路易斯已经在门口了，一只手撑着伞，另一只手按着腰间的对讲机，嘴唇贴着话筒在说什么，声音压得很低，被雨声盖住了，我只隐约听见“科希马尔“三个字从他的牙缝里蹦了出来。
他朝我们摆了摆手，意思是快走。
窗外的大雨还在下。哗哗哗哗地，没完没了，像这座城市正在被一只巨大的手攥着，从头到脚地拧，拧出来的全是水。我扶着我妈走出警局大门的那一刻，雨劈头盖脸地砸下来，冷得我打了个哆嗦。拉米雷斯已经把吉普开到了台阶底下，引擎突突突地响着，车灯在雨幕里劈开两道浑浊的光柱。
我拉开后车门，先把我妈扶了上去，然后自己钻了进去。车门一关，雨声被隔成了闷闷的一片，像整个世界被塞进了一只密封的罐头里。
一路上，母亲没怎么跟我说话。
她缩在后座靠窗的位置，两只手交叠着搭在膝盖上，指节微微地动着，像在拨弄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雨点打得车窗啦啦地响，她的目光透过那层水雾往外看着，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又像什么都没看。我张了两次嘴，想解释点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又哽了回去——解释什么呢？我自己都还没搞明白。
车拐了几个弯，在一栋四层高的旧公寓楼前停了下来。外墙的漆剥得只剩一层灰底色，但门口干净，台阶也干净，有人经常打理的样子。
拉米雷斯先跳下车，举着伞小跑着绕到后车门，一只手拉开门，另一只手很自然地伸过来扶我妈下车。动作很利落，但不怨不急，是那种训练有素但没被训练掉热乎劲的小伙子才有的节奏。上楼的时候，他一手提着我妈那个简陋的包裹，一手往前照着路，每到一个拐角都会侧过身提醒一声“这儿有个台阶，您慢着点”。我知道了，我当然知道路易斯为什么这么喜欢他——这小子不光是手脚利索，更难得的是眼里有活儿，心里有数。
房间在三楼，一间不大的套房，一张单人床、一张行军床、一张木桌子、一把椅子，墙角还站着一个缩在那儿的铁皮柜子。说不上多好，但干净，床单是新换的，窗帘也拉得整整齐齐。拉米雷斯把包裹放好，用毛巾擦了擦桌面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然后在门口站定，胸膛一挺，微微一颔首：
“佩德罗先生，恕我失陪，我先走了。您安好。“
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用力拍的，像路易斯拍我那样。“谢了，小伙子。开车小心。“
拉米雷斯转身下了楼，脚步声蹬蹬踏踏地往下漂，越来越远，最后融进了楼道里那股子发潮的气味和雨声里。吉普的引擎远远地发动了一声，渐渐淡了，没了。
我站在窗前，目送他走。
吉普的尾灯在雨幕里变成了两个模糊的红点，一闪一闪地远了，远了，终于被那片灰蒙蒙的天地彻底吞下去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可我的心依然无法平静。
两个圣地亚哥。
一个是白骨，牙齿和记录一一对应。另一个是活人，跟我说过话，亲手烧了那条船。全村人看了几十年的脸，不可能认错。
可就在这个念头转过来的时候，一个细节忽然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，像一根细刺扎进了指尖——那天晚上在棚屋里，圣地亚哥接过我递给他的油灯的时候，用的是左手。
圣地亚哥是右撇子。
这个念头只闪了一瞬，又被我自己按了下去——也许他只是顺手接的，也许那个角度伸左手更方便，也许我记错了。可这根刺扎进去了，就拔不出来了。
我把额头抵在凉冰冰的窗玻璃上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稍稍安慰我的是，警察已经出动了。路易斯不是那种说说而已的人，他说上报就会上报，说派人就会派人，我了解他。也许过不了几天，科希马尔的每一条土路、每一座棚屋、每一块礁石底下都会被翻个底朝天，那个冒充圣地亚哥的家伙——不管他是谁——都无处遁形。
我倒要看看，是哪个人，能装圣地亚哥装得这么像，像到一整个村子的人都瞪了眼。
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咳嗽。我回过头，我妈已经在那张单人床上躺下了，缩在被子里，只露出半张脸。她的眼睛闭着，一会儿放松一下，一会儿紧一下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装着。
我没有打扰她。轻手轻脚地拉过那把椅子，在窗前坐下来。雨声填满了整个房间，闷闷的，没完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