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榕树底下散了之后，我在村子里又漫无目的地晃了一圈，脑子里却一刻都没闲着。那三块碎瓦片翻来覆去地在脑子里磕碰——白花花的人骨、消失的老渔夫、捞不上来的鱼群——每磕一下，就往外崩出一颗火星子，烧得我心里头发痒发烫。
我不能再这么干耗着了。既然这几件事铁定有关系，我就得自己去海边再探一趟，趁圣地亚哥不在的时候，把那条船、那副骨头翻个底朝天。可我不是傻子，上回在棚屋里被他那两道目光钉得差点背过气去的滋味儿，我可还记着呢。光凭我自己一个烟草厂的工人，万一真摸出什么要命的东西来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我得先找个靠得住的人。
脑子里转了一圈，忽然就蹦出来一个名字——路易斯·门多萨。哈瓦那市区警局的警官，我在哈瓦那头两年租房子的时候跟他挤过同一间破公寓，两张床中间隔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床单，他翻个身我这边的弹簧都跟着响。后来他考进了警校，我去了圣克拉拉的烟草厂，可交情一直没断，逢年过节还互相寄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的字比蚂蚁还小，全是些不着调的废话。但我了解这人——嘴紧，脑子活，关键时刻靠得住。
主意一定，我脚底下就生了风。回到家，我妈正坐在灶台边剥蒜，一粒一粒的，剥得仔仔细细，手指头上沾满了蒜皮。我在她对面坐下来，斟酌了几秒钟，开口道：“妈，厂子那边来了消息，让我赶紧回去，说是有批货催得急。“
谎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嗓子眼儿堵得慌，像吞了块没嚼烂的芭蕉。我妈手里的蒜瓣停了一下，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里的东西太多了，多得我不敢跟她对视——有不舍，有失落，还有一丝我说不准是不是松了口气的什么东西，一闪就没了。
“这就要走啊。“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灶台上飘出来的那缕烟。
“嗯，现在就得走，赶最近一班车。“
她没再说什么，低下头继续剥蒜，好半天才闷声闷气地挤出一句：“这就走啊……连顿晚饭都不吃了？“
“来不及了，妈，厂子催得急。“
她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还想说什么，最后只剩下一句：“路上小心。“
我“嗯“了一声，上楼胡乱把东西塞进包里。关上门的时候回头瞥了一眼楼下——她还坐在灶台边，一粒一粒地剥着蒜，背影缩得小小的，像一截被风吹弯的甘蔗。胸口闷得像压了块礁石。我不能把她牵扯进来，这是唯一确定的事。不管那副骨头背后藏着什么，都不该沾到她身上——她这辈子吃的苦够多了，不需要再替一个二十多年不着家的儿子担惊受怕。
现在，直接去哈瓦那，找路易斯。然后，再偷偷折回来。
村口的土路上扬起一阵灰，大巴喘着粗气停在老地方。我拎着包跳上车，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子上坐下来，把包搂在怀里，脑袋抵着车窗玻璃。车子一颠一晃地驶出科希马尔，椰子林往后退，海风的咸味儿一丝一丝地从车窗缝里漏进来，越来越淡，最后彻底没了。
这两天绷得太紧了。从报纸上那张模糊的照片开始，到船底板上那副白花花的人骨，到圣地亚哥油灯底下那两道能把人钉穿的目光，再到榕树底下渔民们你一嘴我一嘴的怪事——我的脑子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钟，齿轮咬着齿轮，一刻不停地转。可发条总有绷到头的时候。大巴的柴油机在脚底下闷声闷气地轰着，震得整排座椅都在抖，这抖法反倒像一只粗糙的大手在拍后背，拍着拍着，眼皮就耷拉下来了。我告诉自己，睡一觉，养足精神，到了哈瓦那还有硬仗要打。
意识断断续续地往下沉，像一块石子慢慢沉进浑浊的水底。中间醒过几回，车窗外的景色从甘蔗地变成了矮丘，又从矮丘变成了零零星星的房子，最后房子越来越密，电线杆子一根接一根地往后闪，空气里的柴油味儿和烤面包的焦香搅在一块儿——哈瓦那到了。
我揉着酸涩的眼睛从车上下来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把整条街染成一层暖融融的蜜色。脚踩在柏油马路上的感觉跟村子里的土路完全不一样，硬邦邦的，每一步都踏实。街两边的老房子还是那副德行，粉的、蓝的、黄的，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，露出底下灰扑扑的砖，可那些褪了色的百叶窗和铁艺阳台，歪歪扭扭地挂在墙上，怎么看怎么顺眼。一辆老爷车从身边突突突地驶过去，车漆亮得晃眼，喇叭按了两声，懒洋洋的，跟你打招呼似的。街角的咖啡馆门口坐着几个老头，搪瓷杯子搁在膝盖上，嘴里叼着雪茄，烟雾绕着帽檐转了一圈才散。
熟悉。太熟悉了。我在这座城市里混过两年，每条巷子拐几个弯、哪家面包铺子凌晨三点就开门、哪个路口的下水道盖子是松的——闭着眼都能摸到。这些记忆像老朋友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迎上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，替我把绷了两天的那根弦松了松。
好在警局的路我还记得。穿过两条主街，左拐进一条窄巷，再走到头往右一拐——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就杵在那儿，门口挂着块掉了漆的铜牌子，上面的字被太阳晒得发白，但还认得出来。
我站在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胸腔里那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往下压了压，推门走了进去。
一进门，一股子旧地板蜡和潮气混在一块儿的味道迎面扑来，直往鼻孔里钻。我差点没打个喷嚏。这味儿——十几年了，居然一点都没变。迎面的大厅还是那副模样，红棕色的木柜台擦得发亮，柜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古巴国旗，旗角已经泥了，却没人换。墙角的风扇慢悠悠地转着，每转一圈就发出一声呆滞的咕咕声，像一个打瞌睡的老头在打呼噜。连地上的瓷砖都是那种发黄的白，踩上去有两块是松的，咯吱咯吱地响——我记得，当年松的就是这两块。仿佛时光在这栋小楼里完全停滞了，什么都没动过，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搁在这儿。
柜台后面转出来一个小伙子，穿着一身带着折痕的新制服，见习警察，肩上的肩章亮得跟玩具似的。小伙子抬起头，胸脯一挺，有模有样地清了清嗓子：“先生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我心里发笑，想起自己当年第一回踏进这扇门的时候，也是这副尖尖扎扎的当真劲儿。我往柜台上一贴，抬了抬下巴，稍稍带着点得意地说：“小同志，门多萨先生在吗？就说穷小子佩德罗来拜访这位警官先生了。”
我故意把“警官先生”四个字咬得特别重，像拿他开涮似的，脏兄弟之间那种调调。
小伙子的表情变了一变。原本只是例行公事的客套脸，忽然多了一层认真，胸脊又挺了挺，嘴角微微一紧：“您说的是我们的副警长吗？他现在应该在办公室值班，我去给您呈报一下。”
副警长。
我愣在了那儿，嘴巴微微张了张，差点没合不拢。好家伙，这老小子，混上副警长了还！明信片寄了那么多年，上面写了多少东拉西扯的废话，可从来没提过这茬子。我又一想，那就对了，这才是路易斯的性子——嘴紧，啥事儿都拣重要的不说，尽往明信片上填些无关紧要的屁话。
不一会儿，小伙子踩着那两块松的瓷砖小跑回来，瓷砖又咯吱咯吱地叫了两声。他往楼梯方向一指，说：“副警长说请上去，二楼左转第三间。”
我谢了一声，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。走廊里的气味比下面还闷，墙裙上的漆皮已经翘了边，头顶的日光灯管微微发黄，昏蒙蒙地亮着，像一只快燃尽的蜡烛。第三间办公室的门关着，木头门板上的漆也是旧的，只有门牌是新换的，第一行写着“副警长”，第二行是“路易斯·门多萨”。
我弯起中指和食指，饶有兴致地在门板上叩了三下：咚咚咚。
“请进。“
我拧下门把手，推开了门。
路易斯正坐在办公桌后面，两只胳膊搭在椅子扶手上，身子往后仰着，一脸笑意地看着我。那笑容懒洋洋的，像是早就知道谁要来似的，一点意外的意思都没有。他胖了不少，脸盘子圆了一圈，下巴上多了一层短短的胡渣，可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——不大，微微眯着，像两道窄缝，你以为他在打瞌睡，可缝里面的光亮得很，什么都看得见。
制服穿在他身上稍微紧了点，肩章上的棱棱角角在夕阳里闪着微光。桌上摆着一摞文件、一只缺了口的陶瓷缸子——里面插着几支铅笔——还有半杯凉透了的黑咖啡。窗外的夕阳斜斜地切进来，在地板上拖出一块长长的橘色光斑，正好照在他脊背后面，把他整个人勾出一圈暖融融的边。
“哟哟哟，“我两手一摊，大大咧咧地往前蹦了两步，“这不是门多萨先生吗！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，这些年，长能耐了啊！副警长！啥时候的事儿？明信片上一个字儿都不提，见了面才让我知道，是不是！还认我这个老朋友不？“
我一口气把话倒豆子似的倒完了，手舞足蹈的，跟个卖菜的似的。路易斯就那么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两只手十指交叉着搭在肚子上，微微眯着的眼睛里那点光一跳一跳的，像两豆小火苗稳稳地燃着，不急不恼地听我叨叨。嘴角始终挂着那一丝笑，既不报之以拳头，也不急着接话，就这么安安稳稳地等我把火烧完。
等我终于咕叨完了最后一个字，屋子里安静了两秒钟。窗外一辆老爷车按了声喇叭，嘟嘟嘟地远了。
路易斯这才慢条斯理地往前一倾，胳膊搁在桌沿上，看着我，开口了。声音不快不慢，像一条在曙光底下慢慢游的鱼，每个字都蹭在点儿上。
“佩德罗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。“他摇了摇头，嘴角的笑多了一分，可眼底的光却收了一收，越发显得耐人寻味。“这么多年，也没想着来哈瓦那找我叙叙旧，明信片倒是没断过，可人影儿连一个都没见着。今天怎么有兴致跑到我这小庙里来了？“
他伸出一根手指头，往桌子对面的椅子上点了点，示意我坐。然后把那根手指往回一收，摸了摸下巴上的胡渣，眼睛眯得更细了，像两道刮刀似的缝，往我身上一划。
“我看你呀，一定是跟上大麻烦了吧。要不然，谁能请得动你这尊大佛啊。“
我脸上的笑慢慢收了。不是故意装的，是真收了。屋子里的空气仿佛被什么东西抽走了一层，沉了下来。我往前挪了挪身子，两只胳膊拄在膝盖上，盯着路易斯的眼睛，声音压了下来。
“路易斯，我问你个事儿。“
我顿了顿，叹了口气。
“最近这一阵子，哈瓦那行政区范围内，有没有人员失踪的案子？“
这句话一出口，屋子里的气氛就跟切了一刀似的，彻底变了。路易斯脸上那点懒洋洋的笑意刷的一下就没了，像碑面上被抹布擦过一道，干干净净的。他微微眯着的眼睛忽然睁开了一点，里面的光不再是懒洋洋的火苗，而是一种很硬很利的东西，像铁钉子似的往我脸上一铆。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“他的声音低了半个调，往前倾了倾身子，“为什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？“
我没直接回答。我一句话没说，只是抬起右手，食指竖在嘴唇前面，轻轻地“嘘”了一声，然后用那根食指往天花板的方向点了点，又往门的方向扫了一下。
路易斯看懂了。
他的脸上什么多余的表情都没有，只是微微点了下头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椅子在地板上磕了一声，很轻，可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听得清清楚楚。他绕过桌子，走到门边，先把门拉开一条缝，探出半个脑袋往走廊两头扫了一眼——左边，右边，再左边。然后把门带上，锁了。咕嗒一声，清晰而决绝。
他转过身来，用下巴朝办公桌后面的一扇窄门一努，那扇门我刚才就注意到了，半藏在文件柜后面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路易斯拉开窄门，侧身闪进去，然后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有一层我从没见过的严肃。
“进来。“
窄门后面是一间更小的屋子，大概是路易斯私人用的密谈室，或者只是个堆杂物的储藏间被临时收拾出来的。一张折叠桌，两把铁椅子，墙角堆着几箱落了灰的档案盒，头顶一盏裸灯泡，拉了一下绳子才亮，光线昏黄得像泡在老朗姆酒里。
路易斯反手把窄门带上，插了门闩。他没坐，就那么两手抱胸靠在门板上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，下巴微微一抬：“说吧。发生了什么事。“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从头捋起来。
“圣地亚哥的事情你知道吗？就是报纸上说的，他出海捕了一条大马林鱼，最后只拖回来一副骨架。“
路易斯皱了皱眉，转身从折叠桌上翻出一摞近期的报纸，哗哗地翻了几下，手指头在其中一版上点了点。“有印象。这条新闻闹得不小，好几家报纸都登了。“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撂，重新抱起胳膊，“所以这件事怎么了？你问人员失踪，难道这老头失踪了？“
“这倒没有。“我在铁椅子上坐下来，两只手不自觉地互相搓着，“我刚从科希马尔回来，去看我妈，顺便——也不算顺便——我专程调查了一下这件事。结果很古怪。“
“古怪？“路易斯的眉头拧得更紧了，往前迈了一步，“详细说说。“
“就是我在调查的途中，圣地亚哥好像有事瞒着我。村里的渔民都说他自从拖回那副骨架之后就再也没出过海，成天把自己关在棚屋里，谁去敲门都不开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就连我母亲好像也知道些什么，可嘴闭得跟蚌壳似的，一个字都不肯吐。“
我停了停，咽了咽口水。嗓子眼儿发干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。
“直到昨天，我找到了圣地亚哥的船……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“
路易斯的身子猛地往前一探，两只手撑在折叠桌沿上，指节都绷白了。那双平时总是半眯着的眼睛这会儿彻底睁开了，里面的光又硬又亮，像两枚刚从炉子里夹出来的钉子。
“别卖关子，佩德罗。“他的声音压得极低，低到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每一个字都带着一股子不容回避的劲儿，“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“